中国考古：特殊的一年 别样的忙碌

      2021年之于中国考古，是特殊的一年，又别样的忙碌。特殊，因为这一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忙碌，在于广大考古人依旧日复一日，勤勤恳恳、默默耕耘，奔走在广袤的大地上、田野间。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总书记的贺信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以来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中国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之于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考古界和各文博单位备受鼓舞。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新时代的风采，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中国考古人向着“十四五”新征程和新百年发展目标整装再出发。

      传承百年荣光 谱写中国考古新篇章

      1921年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百年之际，全行业、全社会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掀起全社会关注考古、全民参与成果分享的文化热潮。

      为系统回顾中国考古百年光辉历程，全面展示中国考古百年伟大成就，2021年年初，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与有关考古文博单位共同发起了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作为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各地文物部门积极组织，踊跃参与，共有来自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7项发现申报，最终产生了100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5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与此同时，湖南、河南、山东、河北、湖北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省内重要考古发现、出土文物精品、经典考古报告的评选活动，与“百年百大发现”遥相呼应，为系列活动添砖加瓦。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文物报社共同策划主办了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系列公开课“中国考古大讲堂”。大讲堂以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为主线，通过11场专题讲座，针对中国考古学科建设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进行了深入解读，引导观众发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此外，故宫博物院考古部、故宫考古研究所也推出系列讲座，邀请知名学者回顾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讲述考古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与收获。

      一年来，全国各地的考古院所和博物馆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的相关展览，这些展览分量重、角度新、地域特色明显。其中有反映地方考古事业发展的综合性展览，比如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特别策划的“重庆考古百年展”、在山东博物馆展出的“山东考古成就展”以及南京博物院策划的“考古江苏”；也有角度新颖，反映行业特点、特色的专题展，比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永远的三峡——三峡文物保护利用数字展”，在张家港博物馆举办的2021长江文化节主题展览“考古里的长江文明”。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也是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还是牛河梁遗址发现40周年。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遗址主持了由中国人独立开展的首次考古发掘。2021年9月，“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运城召开，与会者围绕西阴遗址与百年中国考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等话题进行交流。40年前，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点燃了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研究的热情。2021年10月，在纪念牛河梁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红山时代地域文明的发展、碰撞与交流，中华文明基因中的红山因素，多学科视角下的红山文化研究展开讨论。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大会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贺信。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次盛会，也使纪念考古百年的系列活动达到高潮。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令广大考古人心潮澎湃，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各地纷纷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回望百年考古，致敬考古先贤，是为了步履坚定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考古看见中国 探源思索文明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学术课题的实施，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不但肩负着探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我们从哪里来？何以中国？何以华夏？考古以实证解决了我们的疑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揭示本源 探索未知”的要求，设置了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围绕课题开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21年，国家文物局分别于3月20日、6月8日、9月27日、10月15日、12月1日、12月14日召开6次“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新进展工作会，共发布15项重要考古成果。北京市怀柔区箭扣长城、陕西省靖边县清平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遗址3项长城考古的重要发现，生动展现了长城作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筑遗产价值，以及长城沿线地区文化、民族的频繁交流与融合；从稻城皮洛遗址已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到沂水跋山遗址出土距今9.9万年的象牙铲，再到鲁山仙人洞遗址发现的3.2万年前现代人头骨，3项旧石器重要发现涵盖了南北方、东西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考古研究内容；陇原大地上，分布排列有序联排房址的南佐遗址和拥有三重环壕的圪垯川遗址，实证了甘肃东部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又一核心；无论是现身崇礼的“河北第一城”邓槽沟梁遗址、见证沧海桑“田”的施岙遗址，还是被证实为汉文帝霸陵真身的江村大墓、正平坊遗址内疑似的太平公主宅院、生动揭示归唐吐谷浑人的武威吐谷浑墓葬群……经过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令人惊讶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但建立起历史的时空框架，更丰富了历史的脉络与枝叶，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中意义重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丰富且扎实。2021年，在浙江北距良渚古城2公里左右的良渚早期聚落遗址——北村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贵族大墓；一鸣惊人的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揭露出一批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木构建筑，其等级之高、结构之规整、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陶寺遗址宫城内发现了面积达630余平方米的宫室类单体建筑遗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始终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在发掘方法和手段上根据各坑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填土解剖发掘方案，记录方面采用田野考古信息系统和现场标签打印为依托的数字化记录模式，可谓“尽精微”；联合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组织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担任学术顾问，“80后”和“90后”年轻人担重任，构建起了覆盖面广阔的多学科交叉工作团队，可谓“致广大”，是新时期中国考古学进行实践探索的典范。

      按下人才培养“加速键” 多措并举化解人才短缺难题

      在当前新形势下，要保持考古持续高质量发展，尚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中国考古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2021年，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积极行动，各地文物考古机构纷纷增编，考古队伍不断壮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接连挂牌。

     2021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考古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考古教育工作者搭建了合作交流平台。考古人才的培养得到应有的重视，高校文物考古及相关专业各个层级学生的招生规模有所扩大。

      田野实习对考古专业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这里才能真正叩开考古的门，它既是试金石也是分水岭。2021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考古专业人才培养，提高高校田野考古实习质量制定了《高校田野考古实习方案编制指南（试行）》。同时，各高校也不断积极建设设施完善、环境良好、科学规范的田野考古实习实践基地。山东大学垓下考古实践基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盐池基地、北京大学（长岛）考古实验实践教学基地相继揭牌。在教育部2021年2月公布的第二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名单中，吉林大学获得首个国家考古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增设全国第一个古文字学“强基计划”本科专业。

      为了促进考古从业者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吉林大学山西运城夏县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不仅满足了吉大考古专业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要求，还于2021年首次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的培训任务，为壮大田野考古项目负责人队伍做贡献；针对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夏文化研究遇到瓶颈，问题在于人才不足、队伍断档，“夏文化考古研究”研修班和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专题研修班分别于2021年4月、10月在河南洛阳开班；应对高校缺少专门从事旧石器教学老师、主持旧石器遗址“考古领队”人数少的诸多制约因素，2021年6月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在宁夏水洞沟遗址开班。为切实提升城市考古发掘水平、深入了解城市考古的工作理念和发掘方法，继2017年、2018年两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专题研修班及2019年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之后，2021年7月，第三届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开班。这是依托辽上京遗址开展的第五次城市考古专题培训班，是培养高层次城市考古专业人才、提升全国城市考古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

      专业研究人员和技师队伍的培训以各种形式展开，各领域、各研究方向学员深度参与考古工作，边发掘、边研究、边讨论，教学相长、以教促研，力争学术取得新突破，更加热爱、积极投身相关领域考古研究。

      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期制约中国考古发展的问题如编制紧张、考古人员待遇较低等诸多问题都在逐步解决。为努力解决长期以来文物考古工作任务重、人手少、工作量大的问题，消解制约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瓶颈，中央编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编制保障的通知》。“十四五”期间，北京、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10个文物大省（市），通过在文化和旅游、文物系统内部调剂或跨部门调剂，逐年增加编制的方式，将省级考古研究院（所）编制规模调剂增加到180名以上；其余省份同类机构，编制规模调剂增加到90名以上。据悉，2021年6月陕西省委编办批复同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加挂陕西考古博物馆牌子，增加事业编制105名；浙江省委编办已就核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事业编制事宜开展研究。杭州市委编办在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有25名事业编制的基础上再核增25名事业编制。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加事业编制5名。

      “考古前置”为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2021年3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经文物主管部门核定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要实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原则上不予收储入库或出让。”

      考古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切入点，为了实现双赢，破除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之间的矛盾，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前置到土地出让或划拨前完成，针对这一新举措，各地全面开启考古前置改革，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策规定，从而促进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同频共振。

      河南省范围内“考古前置”规定普遍得到了有效实施，“区域文物影响评估”快速推广开展；山西省推动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加大基本建设考古经费省市县三级财政保障力度，积极实践政府预算保障体系下的基建考古新模式。

      不再因为缩短工期、逃避考古，而导致地下文物损毁；不再因为地下遗存的突然出现使得项目搁置；不再因为重要考古发现而被迫置换土地。让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让“要动土、先考古”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实现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相得益彰。

       阐释保护利用 考古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中国的“申遗”之路已经走过三十余年。30多年里，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从无到有、由少变多，遗产类型不断丰富，保护经验不断积累。2021年7月25日傍晚，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传来喜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承载着关键价值特征的22处遗产要素及其关联环境，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

      泉州申遗并非一帆风顺。此次申遗，新增南外宗正司遗址、市舶司遗址、安平桥、顺济桥遗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6处申报点。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福建博物院开展市舶司、南外宗正司、德化窑、安溪冶铁遗址考古发掘和古城历史研究，成果丰硕，更好阐释泉州城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为调整后的申报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撑，最终确保“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

      考古，是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基础。正如徐光冀先生所说，“申遗成功之日，不是终结，而是泉州历史考古、文化研究、保护和利用新的起点”。

      2010年以来，通过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整体保护大遗址的方式得到各界普遍认可。经过3个五年规划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评定公布了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开放服务、队伍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大遗址价值的发掘与阐释，保护与利用，离不开考古研究的支撑。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对未来五年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行谋篇布局。规划中提到，要将考古研究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全过程，不断廓清大遗址价值内涵，明确保护重点，丰富展示内容，拓展传播渠道，全面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贡献。

      在注重遗址价值阐释的同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和市民休闲活动场所。规划中也着重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分类管理、多方参与、社会共享，探索文物领域深层次改革，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推动大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2021年10月，位于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规划总面积约2800亩，将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展示区等景观串点连线。同样在10月，瑶山遗址公园试开园，是继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城址区）开放后的又一遗址参观点，既是展示良渚时期历史环境特征的区域，也是一座可游、可憩、可学的遗址公园，受到公众普遍欢迎。

      从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布以来，经过10多年的建设发展和深化管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近距离感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重要场所，也是助力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名片，广受民众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月18日，四川德阳广汉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签署《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推广等方面展开合作。

      考古综艺集体上新

      用最炫的影像把考古发现真实地推送到网友眼里。对已经找到社交媒体时代文化叙事策略的考古人来说，已不是难事，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广阔却相对陌生的领域求创新、谋发展。

      从聚焦考古人的纪录片《发掘记》到力求讲好考古故事的《中国考古大会》，从舞蹈《唐宫夜宴》惊艳四座再到真人版《帝后礼佛图》迅速走红网络，考古掀起的热度一直在发酵，文化遗产也在更多地走进群众生活，为我们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增加文化自信的底气。

      公共考古的成果其实很难量化，但可见、可感，传播让考古研究人员的成果“出圈”，考古正以新面貌走向大众视野，摆脱深奥冷门的刻板印象，年代久远的文物将不再遥不可及，厚重的历史也可以鲜活有趣。我们深切感受到，考古工作者们用心发掘的文物，正在以越来越丰富、新颖的方式“活起来”，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2021年我们与他们告别

      在学术的道路上，始终有一批高擎理想明灯的人为我们指引前路。他们上下求索，为考古殿堂添砖加瓦；他们奉献毕生，从未停止奔波的步伐；他们出身平凡，却受人敬仰、铸就光辉人生。

      那位永远把学生放在心上的考古学界公认“第一好人”刘绪先生、那位“吃鸡”不忘拼骨的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博士王迅先生、那位终其一生不断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并时刻提醒“做古人类研究要习惯争议”的吴新智先生，还有内蒙古文物考古事业奠基人之一郭素新先生、亲历满城汉墓考古发掘和报告编写的郑绍宗先生、“童心求真”论巴蜀的林向先生……

      还有许久未见的同窗同门好友、在探访中一起发掘、论文上互相切磋的同事，那个爱冒险又执着为热爱而活的刘拓、那个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把科技和考古整合在一起的朱铁权、那个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宝墩古城遗址，却未曾见证“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陈列馆的何锟宇……

      愿时光不忘他们的容貌，记住他们曾为考古努力奋斗的模样，我们怀念他们。

（全文转载自“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