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南及周边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与环境”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6年3月26日，“鲁西南及周边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与环境”学术研讨会在定陶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菏泽市文广新局、定陶县人民政府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约翰卡罗尔大学（John Carroll University）、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定陶县文物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七十多名学者前来参会，共有二十八位学者进行了专题报告。

会议开幕式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波主持。定陶县政协主席张新雷、菏泽市政府副市长黄秀玲分别代表地方政府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的发言肯定了鲁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重要性，指出许多重要历史传说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与该区域有关，十里铺北城址是继济南大辛庄遗址后山东地区最重要的夏商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原王朝与东夷集团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著名考古学家徐光冀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十里铺遗址重要收获，并指出了目前文物保护规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应充分发挥考古部门的主导作用；最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先生介绍了召开这次会议缘起及近几年在菏泽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指出该地区的重要性，并发出与相邻省份联合开展这一区域考古科研课题的倡议。

会议开幕式

王巍先生致辞

徐光冀先生致辞

郑同修先生致辞

第一阶段的讨论由山东大学方辉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主持，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李伯谦表示，鲁西南及周边区域是各种文化力量交汇的重要地区，而十里铺北遗址年代延续长、内涵复杂，是了解本地文化面貌的重要遗址，做好十里铺北遗址的整理工作十分必要，首先要建立清晰、可信的分期标尺，其次要认清不同文化因素的谱系关系，将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所占的比例进行量化，并与周边相关遗址做好比较，才能对本地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演变关系形成清醒认识。

李伯谦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之后开始学术报告，首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明奎副研究员以《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的主要收获及初步研究》为题介绍了十里铺北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通过与周围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对比研究，初步分析了该遗址各时期文化的复杂性及相对年代早晚关系，认为以十里铺北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是该区域夏商时期的区域政体，该遗址是在东西文化交汇地带发现的第一座夷商城址，是东夷西进、先商南下、晚商东渐路线上的重要城邑，是鲁豫皖交界区夏商考古的重要突破。

高明奎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大学靳桂云教授委托研究生安静平以《十里铺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初步研究》为题进行汇报。她介绍，在十里铺北遗址采集的312个浮选土样中共获得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商代、东周时期的种子8825粒，包括农作物和非农作物等共44种，农作物包括黍、粟、稻、小麦、大麦、大豆，非农作物包括杂草、水生可食植物、其他可食植物和果实类四种。农作物与非农作物比例从早到晚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各个时期，农作物的数量和普遍性都是最高的，而从农作物普遍性来看，各时期都是粟最高。

靳桂云教授委托研究生安静平作学术汇报

郑州大学张国硕教授以《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的性质分析》为题进行汇报。他依据十里铺北遗址现有公布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该遗址夏商时期遗存的性质作出初步分析，他认为十里铺北遗址当为岳石文化时期东夷族群某一政治实体或分支为控制鲁西南地区而设立的具有军事重镇性质的城邑，但该遗址是夏末方国“三鬷”的可能性不大，可能与商汤与东夷诸部会盟的“泰卷”（大坰）有关，而城垣的毁弃与商代中期商王伐东夷关系密切。

张国硕先生作学术汇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研究员以《皖北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为题进行汇报。他指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现在皖北地区，岳石文化因素广泛的存在，目前已经确认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地点近20处，其中已经发掘的有霍邱红墩寺遗址、合肥烟大古堆遗址、肥西塘岗遗址、长丰古城遗址和寿县斗鸡台遗址、丁家古堆遗址、青莲寺遗址以及宿州芦城孜遗址等，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最南可到巢湖北岸。岳石文化遗存的年代主要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至二里岗上层时期已基本不见。

宫希成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大学陈雪香副教授以《菏泽几处堌堆遗址夏商时期的植物遗存与年代》为题进行汇报。她介绍了近年在菏泽8处堌堆遗址采集的夏商时期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和部分遗址的测年结果。龙山晚期——岳石文化样品共采集13份，分析表明此时的农作物品种只有粟、黍、水稻、大豆四种，其中粟占绝对优势；商代样品共采集22分，测年范围约为1600B.C—1300B.C，粮食作物包括粟、黍、稻、大豆、小麦五种。总体看来，菏泽地区先秦时期堌堆遗址的植物遗存较丰富，有重要的研究潜力。

陈雪香女士作学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以《二里头遗址中心区2015年度考古工作新收获》为题进行汇报。他介绍了2015年二里头工作队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勘探区域位于宫殿区西部、北侧、东侧，勘探面积约6万平方米，发现有灰土集中分布区、大面积夯土、路土多处。发掘地点位于宫殿区2号基址西侧、5号基址东侧和北院，1号巨型坑南、北缘，宫殿区以东的贵族聚居区域，成果颇丰。

赵海涛先生作学术汇报

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以《晋南龙山到夏商时期的谱系及年代》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在龙山时期，以运城盆地中部的鸣条岗为界，往南的运城盆地南部到中条山南麓和豫西黄河谷地为“三里桥类型”，往北的运城盆地北部到整个临汾盆地为“陶寺类型”，两者共性颇多，合在一起又可称为“陶寺-三里桥文化”。到二里头时期，中条山南麓及豫西黄河谷地表现为较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同时小有变异；中条山以北，首先在运城盆地的南部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年代在二里头一期的偏晚阶段；继而东下冯类型北扩，到二里头二期时覆盖到了临汾盆地。二里岗时期：从南往北，中条山南麓以垣曲商城为代表，表现为较典型的二里岗文化；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则是以二里岗文化为主体、结合部分土著因素而形成的早商文化的“东下冯类型”；北部的临汾盆地此时期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晰，约略可以看出既有来自南边东下冯类型的因素，也有源自北边晋中地区的影响，对其文化性质的认定尚需假以时日。

戴向明先生作学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以《夏商之际古河西地区的岳石文化》为题进行汇报，分别介绍了岳石文化在冀南、冀中、豫北和豫东的传播过程。在冀南、冀中和豫北地区所见的岳石文化遗存，年代普遍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未见有大规模的扩张，岳石文化的影响力有限；而在豫东地区发现的岳石文化遗物的种类十分丰富，从年代看，似乎可以早至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总体看来，夏商之际，岳石文化在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中，传播方式是不同的，似乎自始至终未曾出现“扩张”。其传播，似乎是借助与下七垣文化的互动方得以实现。

常怀颖先生作学术汇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晓峥副研究员以《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期及相关研究》为题进行汇报。他指出邯郸境内分布众多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遗址主要位于漳河、滏阳河及洺河中上游地区。通过对相关遗址的重新梳理，可以将邯郸地区漳河型遗存分为三期六段，其中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邯郸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主要受到太行山西麓晋中龙山期、夏时期文化影响，同时吸收一部分豫北冀南后冈二期文虎啊因素，在文化发展同时，受到周围二里头文化以及山东岳石文化影响。

张晓峥先生作学术汇报

第二阶段的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和郑州大学张国硕教授主持。山东师范大学燕生东教授以《鲁豫皖交接区的龙山末期》为题进行汇报。他指出，龙山末期鲁豫皖交界区在聚落分布、数量和聚落形态上发生了巨变，聚落和人口数量骤然增多，形成了十多个聚落群，出现了中心聚落，此时海岱地区文化、经济、政治重心已由鲁东南沿海地区、鲁中部、鲁北地区转到了鲁西南、豫东和皖北平原地区。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在本地区深度融合，并对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燕生东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以《从岳石文化的消长谈夷夏、夷商关系》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岳石文化从早到晚区域文化互动与变化较大，体现出了有消、有长的总体变化态势。除了各自文化传统发展与内部互动外，主要原因是与夏文化、先商文化及商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造成的。从夷夏关系上观察，早期以东夷西进为主，与逐鹿中原、后羿代夏有关，中晚期则东夷败退，尽管夷商联盟取得胜利却也变为从属地位，而向南发展的一支促进了淮夷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南部地区的夷夏东西相邻关系。夷商关系比较密切，以先商文化、商文化影响岳石文化为主。

刘延常先生作学术汇报

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以《从考古发现看古河济地区的环境变迁》为题进行汇报。他指出，由于黄河、济水改道的原因，古河济地区的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汉代以前，这里河流、湖泊、丘陵密布，在河流、湖泊之滨矗立有大量呈圆形土包状的“丘”、“堌堆”、等古代遗址，数量多，分布集中且延续时间长。众多的河湖水系构成了该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开放的地理地貌，使得该区与其它地区相比较，更便于各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发展。

袁广阔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以《夏与早商时期的淮岱与河济》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家普遍的看法倾向于认为冀鲁豫和苏鲁豫皖地区是夷、夏、商三族文化交融之地，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如何对应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古代族属、族群的区别虽然会在陶器等物质文化上得到体现，但更多的则与古人的信仰、认知关系更为密切，而信仰和认知往往会以各类礼仪或祭祀遗存的方式体现在考古学遗存方面。例如，牛牲的出现与商人族群的关系更为密切，犬牲的出现则更可能代表了东夷人群的特色。

方辉先生作学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研究员以《商代晚期殷都与山东地区的族群交流――晚商金文的视角》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商代社会族群林立，区分这些族群最便宜的方法是甲金文中出现的方国。通过对山东地区出土青铜器铭文所显示的族群来分析，可能确定其地域在山东地区者有史、、酌、戎、并、爻。族邑位于山东地区的史、、酌、并、爻，有其代表性人物在殷都居住，可能是出仕于商王朝者。酌族（包括戎族）则可能是殷都贵族外放因在商代晚期经营东方而成山东当地之望族。殷都集中了诸多的商王族之外的族众，许多还在王朝任事，表明商代晚期商王朝已经突破了亲属王朝的模式，而开始了初级官僚统治的新模式。

严志斌先生作学术汇报

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以《堌堆遗址分析——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史前人类遗址形态》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堌堆状遗址是苏鲁豫皖地区常见的一种遗址形态，对堌堆形成过程的推测和复原可参照目前已发现的堌堆遗址结构剖面进行解答。通过对淮北堰台遗址、泗水尹家城遗址、定陶官堌堆遗址、十里铺北遗址的结构剖面进行观察，可推测堌堆遗址在此区域的形成过程：龙山时期，人群在河流之间面积较大的河间地上生活，当时的地面并不高；龙山晚期到岳石文化早期，洪水上涨淹没河间地，留下了砂层，彼时人群继续在此生活；到岳石时期，洪水退去河流下切，最终形成了堌堆状遗址。

夏正楷先生作学术汇报

菏泽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潘建荣先生以《菏泽市上古地理水系及遗址分布》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五万年前，菏泽市境内是个巨大低洼沼泽水域，经西来黄河，东来汶、泗挟带泥沙的填充，到一万五千年前后渐渐形成菏泽、雷泽、大野泽、孟渚泽和济水、菏水、氾水、沮水、灉水、濮水、羊里水、句水、洮水、汳水、黄沟水、黄沟支水、包水、黄水等四泽和十四条河流。约在八千年前后，走下高地的中华先民陆续定居于四泽十四水岸边，境内现存三百余处上古先民遗址，文化内涵包括北辛（裴李岗）、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乃至秦汉等各时期的遗存，为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夏禹、商汤之起源与菏泽息息相关的记载相印证，也为历史、考古学者探研中华上古族群之起源提供了一些线索。

潘建荣先生作学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辉副研究员以《从河流地貌演化的角度讨论菏泽地区的堌堆遗址》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全新世以来，黄河通过不断地泛滥改道，建造了多期冲积扇，菏泽地区位于黄河冲积扇之上，其地貌景观的变化深受黄河变迁的影响。他通过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将河流地貌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并讨论了一支在地貌格局中所出的位置及其变化情况。

王辉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以《河济地区环境考古问题的新思考》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河济地区发生的环境变迁对文化发展与往来有决定性影响，例如：龙山时期中原与海岱的交往发生在河济南部，这与此时黄河改走苏北入海有关，夏商西周时期河济南部遗址增多，这与此时黄河长期走河北平原入海、未再发生南北改道有关。并且，河济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古人的开发利用，对文化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例如，人类长期捕食贝类发展出了嵌贝螺钿工艺，滕州前掌大出土的晚商西周嵌蚌螺钿遗存就是证明。总之，环境考古在河济地区尤为重要，应给予充分重视，重点攻关。

王青先生作学术汇报

第三阶段的讨论由北京大学雷兴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主持。韩建业教授以《帝喾传说的考古学观察——兼论“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帝喾族系的活动区域应主要在豫东鲁西南地区，而帝喾族系的遗存很可能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前期前段之间的遗存。最早的先商文化可能为冀中地区雪山二期文化，其后商人向西向南迁徙形成先商文化漳河型或下七垣文化。如此说来，那么“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亳”就当先后有过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前期和先商文化末期遗存，符合这一条件者，最可能在杞县和民权一带。

韩建业先生作学术汇报

河南大学张立东教授以《论成汤居商丘——由清华简<汤居于汤丘>说起》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汤丘”应读为“商丘”，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据的结合，推定为河南濮阳之地。商丘是相土迁入、成汤迁出的商人东都，在先商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说法也证明吕思勉先生提出、笔者力主的商先公“八迁三加五”是可信的。

张立东先生作学术汇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研究院以《“商”字内涵新论》为题进行汇报。他提出，“商”字造型属于太阳大气光象造型，论据如下：一，太阳大气光象可以说是中国早期艺术史、信仰史中的核心和基本主题；二，商人高度信仰太阳大气光象神；三，卜辞中还有一个代表最高神的非常重要的字——“帝”字，其不同的写法都是来自太阳大气光象的造型；四，商王“亥”字用名与吉日、太阳相关；五，“商”字造型与太阳大气光象的高度相似。

顾万发先生作学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以《黄河中下游早期城邑垣、壕辨识问题举隅》为题进行汇报。他提出，在黄河中下游早期城邑的考古发掘中，作为防御设施的城垣和环壕遗存一般较易辨识，但对其性质尚有争议，如寿光边线王、茌平教场铺、襄汾陶寺、新密新砦、洹北商城等处发现的城垣、壕等遗迹现象是否真的成立仍有讨论的空间，由此或可回归到“大都无城”的认识。

许宏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波研究员以《新砦期的逻辑》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新砦期的提出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考古学文化的突变往往与大时代之间的过渡直接关联，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反映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过渡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中原地区始终走在诸文化区的前面。“新砦期”大约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相当，而据研究山东龙山文化晚期最后阶段应该已经进入二里头文化一期，二里头文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是从二期开始出现的，一期中只有龙山文化因素，因此从逻辑上讲，约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同时的“新砦期”，至少其晚段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并行的。顺着这个逻辑推论，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束与岳石文化的兴起，与“新砦期”当有莫大关系。

孙波先生作学术汇报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赵燕姣女士以《小议“东夷”与“淮夷”》为题进行汇报。她认为，所谓“淮夷”并非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经周公东征和齐、鲁分封后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的东夷分支，经过数代的休养生息，他们在淮河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至西周中、晚期终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东周以后的文献之所以错将东夷记作淮夷，从而以为淮夷为周公东征的对象，这是因为典籍的滞后性造成了文献与金文记载差异。

赵燕姣女士作学术汇报

南京大学赵东升副教授以《论江淮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格局》为题进行汇报。他认为，从江淮地区各遗址分期和文化因素的变迁情况看，商文化对江淮地区的经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早商三期至中商二期；中商三期；晚商一至三期和晚商四期。早商三期-中商二期时，中原商文化势力从中原和长江中游两个方向深入到江淮地区；中商三期时，商文化在江淮中部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但，在江淮西部地区的影响此时却处于低谷；晚商一至三期，商王朝力量有过一次重新加强；至晚商四期时商文化遗存已极少。

赵东升先生作学术汇报

河南大学侯卫东副教授以《商丘区域考古研究述评》为题进行汇报。他介绍了1990年代中美合作开展的商丘考古项目的学术背景、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他指出，该项目建立了商丘地区仰韶时期至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商丘项目对中国有计划的开展区域考古项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侯卫东先生作学术汇报

南京博物院胡颖芳女士以《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为题进行汇报。她介绍了梁王城遗址中发现的71座西周墓葬，特别是出土典型陶器的21座墓葬以及12座兽坑的情况，通过对陶器类型学研究，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五段，年代为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偏早，并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指出这批墓葬可能是商代殷移民的墓葬，但其中的Ba型鬲是典型的周式鬲，文化面貌显示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胡颖芳女士作学术汇报

约翰卡罗尔大学刘波女士以《器物与社会：新视角下的东周青铜器》为题进行汇报。她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周代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论及与纹饰变化同步出现在器型和技法上的新趋势。结合《礼记》、《墨子》等文献对东周时期器用的记载，本文提出东周青铜器的新风格是当时崇尚奇巧华丽的社会风气的结果，而这一风气与东周社会周王室的衰落和非贵族（或可称为新贵族）的兴起和强大有直接关系。

刘波女士作学术汇报

汇报结束后，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主持了闭幕式，并邀请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和刘绪教授总结发言。

栾丰实教授首先从上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环渤海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起，指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尤其十里铺遗址的发掘对于开展“苏鲁豫皖冀”考古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并倡议继续开展下去。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鲁西南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工作比较困难，但考古工作者必须迎难而上。其次谈了鲁豫皖交界区文化变迁及格局的问题，认为该区域文化序列已比较清楚，均存在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再早阶段山东和皖北可能略有不同，显然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这一序列属于东方系统，目前有争议的在于龙山阶段，如何认定龙山阶段的文化属性有多种看法，但仍应归属东方的海岱系。从十里铺北遗址出土的遗物看，龙山早期的文化面貌更接近海岱地区典型龙山文化，至龙山文化晚期则呈现出更复杂的文化面貌，结合山东中东部龙山文化中晚期突然衰落与该区域龙山文化的繁荣态势的对比，推论这可能与人口的迁徙有关，但令人困惑的是，晚期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少了，反而绳纹、方格纹等拍印纹饰及中口罐等外来因素大量出现，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在十里铺遗址今后的整理中，如果能划分更细的文化分期，在各期中分析各种因素的比例，动态地考察各种因素糅合的过程，或许更好解释。最后谈了商人起源问题，仍坚持岳石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栾丰实先生总结发言

赵辉教授认为十里铺北遗址的发掘意义重大，为一个区域提供了长时间延续的文化序列，结合周边区域情况，可以更容易理清该区域文化发展态势。遗址中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遗物虽数量不多，但制作精美，彩陶可以与大汶口遗址相媲美，而大汶口遗址是泰山南侧那个时期的核心，结合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向西、南扩张的态势，定陶有可能是大汶口中晚期的中心。通过多年来对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首先发生于沂沭河流域和淄弥河流域，鲁西南及皖北大汶口向龙山的转变更多是基于本地传统进行的，在泰山南北两侧这个转变过程是不一样的。皖北、鲁西南龙山晚期陶器的文化面貌与典型龙山文化有较大差别，如王油坊类遗存明显有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与龙山早期的面貌差距很大，中间有缺环，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王油坊类遗存是如何出现的。而面对变化如此剧烈的文化面貌，传统的分析手段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考古学文化的界定、类型划分、分期的研究更加适合于稳定的文化发展序列，然而该区域的文化发展态势显然更加复杂。因此在解析以上问题时，除进行文化分期、文化因素分析及量化分析之外，还应尝试从聚落与聚落群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做聚落群的比较研究，这样可能更容易把握该区域的文化变迁及社会演变。

赵辉先生总结发言

刘绪教授对先商文化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商文化的发源地一向被认为集中于豫东和鲁西南地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岳石文化便是先商文化，若要证明这些观点，首先要找到二里岗下层遗存，或发现相当于先商阶段的重要遗存，如大遗址或宫殿基址等，但现在为止，豫东、鲁西南及整个山东都未发现二里岗下层遗存的存在。因此，如何看待先商文化的发源地需要从考古材料入手，实事求是的进行考察。还指出，该区域今后的考古工作，应多关注环境问题，尤其与洪水有关的迹象，尽量搞清考古发掘所见到的洪水发生年代问题，如岳石文化遗迹打破淤积层的年代，究竟是夏代早期还是更早的，如是夏代早期的，则可以与文献记载的洪水相对应，这无论对于遗址本身的理解，还是那个时期文化与环境的的把握都是大有裨益的。

刘绪先生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