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汶口到城子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下游学术会议”发言纪要（一）

2018年9月19日-21日，“从大汶口到城子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下游学术会议”在山东章丘区顺利举办。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共有34名学者围绕议题作出精彩发言。

学者风采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明奎副研究员以《大汶口遗址近几年考古发掘的收获与认识》为题介绍了大汶口遗址最近几年的发掘和调查成果。通过对大汶口文化早期房址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早期房址的规模大小、形制结构、建筑方法，尤其对房屋的建筑技术上取得新认识。通过对大汶口遗址区域调查，对大汶口周围古代社会的发展演变有了框架性了解。通过几次发掘材料的对比和整体分析，对大汶口遗址的整体空间布局、局部功能分区都形成了新认识。

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高亚琪以《大汶口遗址居址区出土的动物遗存分析》为题对大汶口遗址2012-2017年居址区发掘出土的骨骼遗存的鉴定结果进行了汇报。对大汶口时期人类的肉食构成、生业模式、家猪饲养、狗的饲养、加工肉食的方式、周边古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大汶口遗址的动物种属主要有猪、鹿、狗、蚌等。大汶口文化出土动物遗存以猪为主，结合此前的大汶口遗址墓葬区曾随葬较多家猪，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居民已驯养家猪。通过对骨骼表面的微痕分析，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遗址的先民已开始饲养猪和狗，会以食用后的骨骼喂养狗。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鸟类、鱼类、爬行动物骨骼，认为大汶口遗址周边存在一定面积的淡水水域和灌木林，先民的生业结构以家猪饲养为主，同时会去灌木林捕猎野生动物和鸟类、去淡水水域捕捞鱼类和爬行动物。根据不同种属、不同部位骨骼的加工痕迹，判断大汶口时期居民在加工和食用时会对动物进行烧烤或是对骨骼上的肉进行切割和剔取；对鹿角和猪的獠牙进行打磨，制作角牙制品。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燕生东教授以《近年来发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环壕和夯土墙聚落》为题进行了汇报。首先对山东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壕和夯土墙聚落进行简要梳理。然后从聚落的整体分布状况、聚落的分布面积、使用时间长短、聚落平面形态、城墙夯筑方法、聚落内部的空间布局等方面对大汶口、龙山时期聚落进行特征总结。他认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时期，海岱地区聚落一般规模不大，还没有形成和出现能控制范围较大或多个小区域的超大型聚落。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环壕和城墙多数在使用期间数次清淤或向外扩建，环濠和夯土墙一般较宽，环壕较深，因此环壕与夯土墙聚落使用时间较长。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聚落在平面形态上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环壕与夯土墙聚落多出现于龙山晚期。大汶口文化时期夯土城墙主要为堆筑法，龙山文化晚期西部地区聚落出现版筑法。从聚落内部空间布局来看，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有一定的差异。

山东大学王芬副教授以《饮器、身份与社会关系—来自大汶口文化的证据》为题进行了汇报。以饮器为切入点，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有集中墓葬出土的大汶口遗址、焦家遗址、凌阳河墓地等遗址为研究对象，从饮器出土的墓葬等级、饮器在墓葬内部的空间分布、有饮器出土墓葬的随葬品组合、饮器本身的类型学演变等方面，重点讨论饮器、身份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她认为高柄杯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权贵阶层的身份标识物。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权贵阶层通过复杂的葬仪、巨大的墓葬及精美的随葬品来强调自身优越的社会地位，且建立不同地区之间上层社会的远距离交流网成为统治阶级获得和维持权力的重要方式。通过饮器探讨早期社会权力起源、运行、社会复杂化进程。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余杰以《大汶口文化迁葬墓与合葬墓的观察》为题进行汇报。他首先提出迁葬墓和合葬墓的分类概念；其次对大汶口文化时期有集中墓葬出土的遗址进行分区分期，划分时空框架；然后对大汶口文化时期不同地区迁葬墓和合葬墓的历史性变化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大汶口文化迁葬墓和合葬墓的相关特征和现象进行总结，对其可能反应的社会内容进行阐释和讨论分析，总结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三种社会形态特征。探讨大汶口文化时期不同地区葬俗变化、人群组织形态的差异和变化、社会结构形态变化。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教授委托博士研究生张建以《大汶口文化时期东方与中原的关系》为题进行了汇报。首先列出大汶口文化与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对应关系，随后分析了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与中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主要体现在彩陶和陶器的器型演变方面。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系统的阐释了大汶口文化时期与中原地区在文化因素、技术、族群等方面的交流、吸收、融合。他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东方对中原地区有重大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为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例如大河村五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发展注入活力，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更对中原龙山文化例如王湾三期文化的崛起、乃至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国家的诞生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辉副研究员以《从山前丘陵到冲积平原—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下游地貌景观的变化》为题进行了汇报。首先指出地貌环境对聚落选址和人类生业活动选址有重要的影响，对最为直观的地貌进行重建，可以更为准确的理解古代的聚落和生业活动。随后对山东地区不同遗址的空间地貌格局进行简要分析，对山东地区山前丘陵台地和平原地区的两种地貌演化过程进行复原。从而指出不同区域地貌过程的差异会导致遗存的埋藏状况有较大差别，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地貌条件下要设计不同的区域调查方案。地貌景观的巨变有助于我们重建古代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更好的理解古人的生业方式、聚落形态和社会形态。

山东大学靳桂云教授委托博士研究生陈松涛以《大汶口文化生业经济研究—基于大汶口遗址骨骼稳定同位素的证据》为题进行汇报。对1959年发掘的大汶口遗址晚期墓葬中的36例样品包括29例人骨，6例猪骨和1例鹿角进行同位素分析，并结合炭化遗存浮选结果。认为大汶口聚落先民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可能发展稻作农业，辅以家畜饲养，此外存在一定的狩猎采集的生业经济方式。另外，通过对北阡、焦家等遗址的植物考古对比分析，结合动物考古、聚落形态等信息，探讨大汶口文化的生业经济结构。根据初步的研究，他认为大汶口文化从早到晚，农业逐步发展并最终在聚落生计中取得主导地位；不同的区域聚落之间，生业经济模式、农业发展速度有所差异。

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杰以《章丘焦家遗址2017年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鉴定和研究》为题进行汇报。主要介绍了章丘焦家遗址2017年发掘的动物遗存状况及其初步鉴定和统计结果。并通过分析动物遗存的种属状况、不同动物种属的特殊埋葬现象、动物遗存出土单位概况来推断焦家遗址的生态环境和生业经济。章丘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动物群以哺乳动物为主，鱼类和软体动物的数量也较多。家养动物比较普遍，以猪、狗为主；猪的数量最多且多埋葬于灰坑中，体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肉食结构来源以家猪饲养为主，鱼类、蚌类、其他哺乳动物应为肉食资源的补充。遗址中用动物祭祀的行为较为普遍；墓葬中不同动物的随葬方式和部位都不尽相同，代表了不同的涵义。

上海博物馆宋建研究员演讲题目是《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国东部的太阳神——大汶口、良渚文化图形符号新考》，宋先生首先对大汶口文化经典的“日、月、山”复合符号进行了全新解读，认为“山”应解读为三顶冠，应为“日、鸟、冠”的组合图形。而在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来源的河姆渡文化中，日、鸟的形象也是经常出现的。两种文化中太阳多与鸟和其他图像组合为复合图像，存在相关性。宋先生认为良渚后期，某个国王或上层权贵某一集团希望改变原来的信仰体系，将目光转向北边常有往来交流的大汶口文化，决定采纳其太阳信仰，并将大汶口文化的信仰形式“飞鸟载日”——飞鸟背负太阳在天空运行——改造为“日鸟合一”，新观念的创立者尝试改造作为原有神祇最重要的载体玉琮，在玉琮的居中居高位置增添新的神祇。但是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新的神祇载体玉璧，承载太阳信仰的功能，因为大件玉器中只有玉璧尚未被赋予神的内核。台阶形冠徽成为权贵阶层的新冠徽，业已存在的矩形冠徽的形制和使用方式被加以改造。但是这次信仰体系的改革十分短暂，很快就失败了。良渚文化固有的主神信仰体系得以延续，胜利者试图抹去信仰改革的所有痕迹，以打击和清除改革主谋者和执行者。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演讲题目为《山东北部史前海盐生产的线索与思考》，王教授通过古环境线索、考古学线索和古文献线索对山东北部史前海盐生产进行了相关研究和思考。首先通过地质学和考古学材料对山东北部大汶口至龙山时期的海岸线进行复原研究，认为现在内陆50公里至20公里的区域是大汶口至龙山时期的海岸线，当时沿岸分布的遗址具备海盐生产的环境背景；而现有的考古材料所揭示的大部分当时沿岸的大汶口-龙山遗址可能与海盐生产有很大关系；而根据古文献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记载，认为夙沙氏可能就在广饶-寿光一线，文献记载古代使用柳编器煮盐，而这种有机质材料很难保存，则可能是我们很少发现如商周时期常见的陶制盔形器的原因。最后，王教授认为大汶口时期的傅家遗址、五村遗址可能与制盐有关，通过输出海盐聚集人口和财富。而龙山时期鲁北的城址则可能控制滨海的制盐聚落，也可能是龙山走向社会复杂化的原因。

厦门大学吴春明教授演讲题目为《从考古看环中国史前、上古航路》，吴教授运用考古与早期历史文献梳理中国古代的海上航路。先秦时期就有了“四海”的认知，四海环九州的观点证明对于海洋文化我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作者对四海进行了复原认为北海应是渤海和日本海，东海则是现在的黄海和东海北部，南海基本对应南中国海，而西海则是印度洋的范畴。作者进一步利用考古资料证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北海）、东部沿海地区（东海）以及南方与东南亚群岛之间（南海）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证明所谓四海、四洋的观念在史前时期已具备雏形和端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国平研究员演讲题目为《从火焰形刻纹等文化因素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跨时空交流途径和方式》。孙先生认为新时器早中期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尤其是海上通道的逐步发展和成熟为沿海地区远距离、跨区域、跳跃式、穿越时间段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对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火焰纹刻画符号的综合分析，孙先生得出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陆路和水路交通传播方式，并认为海路传播最少始于河姆渡文化时期，且以自南向北的单向传播为主，而良渚及更晚的早期文明阶段则更多的开始了自北向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传播。

南京大学黄建秋教授演讲主题为《从八角纹看大汶口文化与崧泽文化的关系》，黄教授从八角纹陶器的发现入手，介绍了来自大汶口遗址、大墩子遗址、崧泽遗址等6处遗址出土的八角纹陶器，并对八角纹进行了分类和发展演变的研究，认为其祖型来源于北辛文化的六角纹，并从北向南传播演变。由于八角形纹陶器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墓葬当中，反映出其较高的等级和地位。而在鲁南、鲁北、苏中地区，八角纹多与高脚杯共存，而过太湖一线两者发生了偏离，说明了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和风格。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晔研究员演讲题目为《良渚社会的核心价值》，赵先生认为良渚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礼和礼制。良渚文化的墓葬分化和都邑性的中心都表明良渚已进入了王国社会，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这为其礼制的产生制造了肥沃的土壤。而良渚社会礼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花样繁多的玉器及万变不离其宗的神徽纹样，这些精湛的玉器不仅是宗教的反映，更是仪轨的载体，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祭坛的发现。因此神崇拜、玉礼器和祭祀仪式表明良渚具有完善的礼制系统。因此，良渚文化的礼制具有全域性和系统性，因而发育得最为完善。礼是良渚社会发展延续的核心要素，是良渚王国的立国之本，也是良渚文化留给世界的一份重要精神遗产。礼是古代中国乃至东亚大陆的文明基因。良渚文化的礼与后来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内在动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崧泽-良渚、大汶口的文明化——最早的良渚从哪里来？》，方先生认为与大汶口发展、大汶口至龙山文化过渡中相对循序的渐进式有所不同，良渚文化早期或者说一开始，良渚遗址群出现突发性的演化，已揭露的考古证据表明，太湖以西，包括浙西北地区崧泽文化晚期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为良渚遗址群的突发性演变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基础。崧泽文化阶段，尤其是晚期阶段，以凌家滩为代表的反映观念和信仰的高端琢玉手工业开始向太湖以西，包括沿江（东山村）移动。通过陶圈足盘，以及共出的假腹杯形豆，可以推测良渚遗址群最早的人群主要来自太湖以西，包括浙西北地区。从良渚文化早期，良渚遗址群就突发性地建立了一系列反应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彰显聚落等级和规模、体现中心遗址和区域中心的成组玉礼器。成组玉礼器构筑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基础，是稳定良渚社会的重要纽带。成组玉礼器的核心，是集中反映宇宙观的原始宗教信仰的琮，和彰显（男性）威权的玉钺和各类权杖。

北京大学秦岭副教授演讲题目为《山东龙山时代的农业基础——理解海岱地区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模式》，主要从史前农业生业模式的视角理解海岱地区这一时期“城邦林立”的聚落模式和社会结构。首先梳理了海岱地区从后李文化以来的农业模式，认为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逐步确立了以粟为主以黍为辅的农业模式特点，而水稻种植规模有限，占比很低。这一阶段之前，整个农业模式是逐步以传承为主。龙山时期植物考古资料在区域分布上严重不平衡，作物结构明显表现出区域性差异，而在同区域之内则存在“城乡”差别，作物结构的区域性可能受到环境条件与饮食传统的双重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二者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进而，她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海岱地区龙山时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在传承上大汶口至龙山时代不仅有传承更多的是断裂，这也有别于长江流域和黄河上游区域。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礼俗统一，城邦林立”的格局也在农业生业模式上有所体现和反映。

*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及记录材料整理

整理者：赵益超、孙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