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知先生谈“安徽的史前时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系列讲座（五）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举办期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朔知先生受邀来我单位做学术报告。1月26日晚，他以《安徽的史前时期——被边缘化的历程》为题开展讲座，讲座由孙波副院长主持，全体业务人员参加。

朔知先生首先从基本概念、历史上的行政划分、古地理及其变化、考古上的区系类型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根据安徽省自然地理状况将其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为面向黄淮的广阔平原、山与平原相间的皖江流域、偏居山区的新安江流域。随后他从选址特点、遗址密度特点、时代特点、文化分区、聚落兴衰等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了安徽省新石器时代的总体特点。

讲座的重点是分时间段、分区域对安徽省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作详细梳理。

距今8000年左右，安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淮北初兴，代表为小山口一期文化、古台寺一期文化。总体看来，此时淮北地区与周边区域保持相近的步伐，在淮系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自身的地位，并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而皖江两岸则未能与长江中游、下游保持相近步伐。

距今7000年左右，安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表现为江起淮兴，即皖江流域开始兴起、淮北区域趋向兴盛。代表性遗址有沿淮地区的蚌埠双墩遗址、濉溪石山子遗址（第二期文化）、淮南小孙岗遗址，以及皖江流域的繁昌缪墩遗址。

距今6000年左右，安徽的文化格局可概括为“江、淮同进”。淮北及沿淮区域的代表性遗址有石山孜遗址（第三期文化）、硖山口遗址，以及双墩和侯家寨遗址的一部分等。皖江两岸的发现主要是调查材料，文化面貌更接近太湖流域。总体看来，此期安徽境内南、北文化特点差异明显，分别趋同于邻近文化，似是经过了不同母胎的发育后分别发展起来。

距今6000-4000年间，是中国史前文化的剧烈震荡期，整个中国东部也迈开了文化统一的关键一步，但各地的震荡方式并不相同。若从较大范围看，整个东南部的淮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两种不同模式——融淮、并江。

在淮北和沿淮地区，距今5800年左右出现“南北犬牙”的特点，此时文化传播比较繁盛、南北交流频繁，代表性遗址有双古堆遗址、侯家寨遗址上层、后铁营遗址、扁担岗遗址下层、红墩寺遗址一期等。从整体文化特点上看，淮北区域受海岱地区文化影响较重，淮南区域则更多受到宁镇太湖区域文化的影响。

在距今5500年-5000年期间，淮北和沿淮区域体现出“北进南退”的特点，整体文化面貌更接近于大汶口文化，基本不见长江下游的因素。代表性遗址有亳州富庄遗址、萧县金寨遗址。

距今5000年以后，整个淮北和沿淮地区慢慢进入“全域一统”的状态，大汶口晚期文化强势南下使得该区域在兼具本土特点的基础上统一趋势增强。代表性遗址为蒙城尉迟寺遗址。

距今4300年左右，整个淮北和沿淮地区聚落分化明显，出现城址。从文化面貌上看，本区域统一趋势增强，南方因素进一步减少，北方典型龙山文化的影响减弱，淮河流域本土因素进一步强化和扩展。代表性遗址有固镇垓下遗址、蚌埠禹会遗址、宿州芦城孜遗址等。

到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对淮北地区的辐射力度逐步增强，从整体文化面貌上看，全域更进一步融合，与淮河上游接近。

至此，淮河以北及沿淮区域经过漫长的过程已逐渐融为一体。总体上“融淮”的过程有两大步，第一步是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与南下。自大汶口文化形成之始，便开始了文化南下过程，淮河中游大片区域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南方的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早期文化也试图往北发展。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南下的影响持续增强，淮河流域的融合速度加快。“融淮”的第二步是大汶口晚期的南扩与西进，这是融淮过程的关键时期，整个淮河中下游已全部笼罩在大汶口文化之下，表现为一种群体内部逐步融合的形态，形成了一个略有区域差异的文化共同体，以“尉迟寺类型”为代表。

皖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则有着不同的道路。作为长江中游和下游三角洲之间的交通走廊，历史上人口迁移和变动频繁、来源多样，文化上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多变的状态，难以形成统一、持久的区域文化。朔知先生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皖江两岸的考古研究，形成了深刻独到的见解。

距今5800年左右，皖江东、西两端的文化体系开始初步形成。东部的文化面貌总体与太湖、宁镇相近，代表性遗址有含山韦岗遗址、肥西古埂遗址等。西部出现了黄鳝嘴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宿松黄鳝嘴遗址、怀宁孙家城遗址一期等。

距今5500年左右是皖江流域走近文明的阶段，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聚落密度的增加，出现了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聚落中心；二是大型墓地出现，生、死两界的区分明显；三是玉石器的大量使用。这一文明化的进程在凌家滩遗址表现的最为明显。凌家滩遗址选址于裕溪河北岸，呈长条状分布，聚落中包括内外壕沟、祭坛、贵族墓地、大型建筑区、房址与居住区等，总面积达110-140万平方米。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在同时代文化中十分突出，种类超过30种，不仅用料丰富，而且制作工艺发达。与此同时的皖江西部地区，玉石工业尚不发达，仍以陶器为主，代表性遗址有怀宁孙家城遗址二期。

至距今5300年左右，朔知先生将其概括为“玉石分野”的阶段，他引用严文明先生在《凌家滩·序言》中的观点“在凌家滩之后，文化发展的重心可能有所转移”，指出凌家滩的玉石器工艺分别在地域上形成了分野，向东南方向传播至良渚文化中形成“以玉为尊、以石为辅”，向西南传播至薛家岗文化中形成“以石为主、以玉为辅”的特色。相比于皖江东部的衰落状态，皖江西部的薛家岗文化逐步兴起，此时到薛家岗文化晚期阶段，已取代了凌家滩的中心地位，玉、石器制作迅速崛起，特别是石器制作成为长江下游的代表。

至距今4600年左右，整个皖江两岸出现了一种跌宕起伏的状态，整体看文化交流的趋势以南、北向交流为主，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减少。皖江西部区域兴起了张四墩文化，以怀宁孙家城遗址为代表的城址开始出现。皖江东部区域的发现较少，文化面貌不甚清晰，总体看来与张四墩文化有相似性，但受良渚文化因素的影响可能偏多。

到距今4300年左右，皖江西部区域再次衰落，而皖江东部再次崛起，常见于黄淮地区的文化特征在本地大量出现。

纵观包括皖江流域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6000-4000年间的文化变迁历程，可以将其概括成“并江”模式。“并江”的过程可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东西之并与崧泽文化群的兴起。自距今5800年开始，长江下游（包括长江中游下端）出现了东西向大规模平和的交流，各文化之间具有了较大的共性，形成了以鼎、豆、壶为基本组合又各有特色的文化群，其中凌家滩遗址成为最杰出的代表。“并江”的第二步是东西分化与大汶口文化南下。在距今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东、西两侧的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分别发展起了发达的玉器和石器。再次分化后的长江下游诸文化中，没有保持原有的东西向大规模交流传统，反而将扩展方向转向北方，大汶口文化也趁机大规模南下，因而在已经具有部分共同基因的前提下，包括皖江流域在内的长江下游却丧失了统一的可能性。随后，西侧的薛家岗文化出现衰亡，张四墩类型兴起，东侧的良渚晚期虽然强势依旧，但并没有带领整个区域形成文化融合或合并。“并江”的第三步是长江下游全域衰落与北方化趋势增强。在距今4300年前后，黄淮地区的文化特征陆续在本地出现，虽然北方文化南下给本区域造成强烈影响，但由于缺乏强势文化的强劲介入，无法将其融入到北方文化中，表现为“并而不融”的特点，直到龙山时代末期，并江的过程仍然没有完成，长江下游依旧呈现出多支文化的分布状态。

然后，朔知先生介绍了安徽皖南山区新石器文化的情况。皖南山区的新石器遗址发现较少，近年在黄山南麓和北麓以及天目山北麓发掘了几处遗址，年代多数集中在距今5000-4000年间，从文化面貌上看，石器发达，其中石镞和网坠十分丰富，陶器种类不多。代表性遗址有仓园塝遗址、磨盘山遗址、新洲遗址、蒋家山遗址等。

最后，朔知先生总结到，纵观整个安徽新石器发展的脉络，经历了淮北初兴、江起淮兴、江淮同进、继而“融淮”和“并江”的缓慢过程，以及皖南山区的参与，安徽的史前时代经过长达四千年的演变，最终由北往南分别形成了淮北沿淮区、皖江两岸、皖南山区三个文化版块。这三个版块分别逐渐附属于其周边的文化圈，独立性慢慢丧失，整个史前的安徽地区，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区域文化。

讲座结束后，我院业务人员对朔知先生的精彩讲座表示深深感谢，同时就“玉石分野现象的背景、动因和传播路径”，“凌家滩玉器的制作工艺和交流过程”，“黄鳝嘴文化与周边区域的交流融合”等问题与朔知先生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