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汶口到城子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下游学术会议”发言纪要（二）

学者风采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超的发言题目是《近年来城子崖遗址考古发现及认识》。他首先对城子崖遗址前两次的发掘工作进行简要回顾，回顾了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30年代的两次发掘成果和认识。90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规模详细勘探和试掘，对遗址及附近区域进行详细的全面勘探，对城内文化堆积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城墙、城壕、城门、道路、大范围淤土、居住等聚落宏观布局。重点介绍2013-2017年度考古发掘成果，把近年发掘中的一些重要遗迹按时代顺序进行介绍，包括龙山文化内壕沟和墓葬，龙山文化城墙和壕沟，城墙顶部基槽和柱洞；岳石文化早期城墙夯土和护坡结构，夯土层、基槽、护坡以及壕沟等遗迹。岳石文化晚期城墙结构，基槽、“束棍”夯窝、城墙主体内侧“包夯结构”、叠压“包夯结构”的内侧护坡堆积、城墙地上部分主体版筑痕迹及侧向夯窝、分段夯筑、基坑殉人等重要遗迹。岳石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基址、城址南门、城址北门和相关基槽柱洞。岳石文化大灰坑、祭祀坑等遗迹；早商墓葬。通过近年的工作，明确了城子崖遗址历经龙山、岳石、早商、周代四个阶段，龙山早期在筑城前为小型环壕聚落，龙山中期偏早段开始筑城，沿用至龙山晚期。至岳石早期，龙山壕沟废弃但并未完全淤平，借用龙山壕沟修葺并筑城、挖壕。岳石晚期时，早期壕沟完全废弃，于城内重新修建晚期城墙，城墙高耸于地面之上，壕沟变浅。早商时期，随着商人到来后，墓葬打破岳石夯土基址，城址完全废弃。这也标志着城子崖岳石文化聚落作为区域中心地位的终结，可能被同时兴起的大辛庄商代聚落所取代。揭示了龙山文化、岳石早期、岳石晚期筑城技术的变化及聚落、城址防御主体的变化过程，龙山城址采用平地堆筑方式，技术较为原始。岳石早期随着版筑技术及束棍夯具的应用，城墙结构开始向复杂化发展，至岳石晚期，筑城技术完全成熟。还对遗址中部洼地性质和遗址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分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泛滥平原地区龙山聚落的多样性-以郝家台和平粮台遗址为例》。他首先介绍了“泛滥平原”的定义，泛指河流不受约束状态下频繁改道、泛滥加积形成不稳定状态下的冲积平原，其地貌和生态系统具有不稳定性、多样性，并介绍泛滥平原地区环境与生业考古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埃及为例，叙述泛滥平原与早期文明的关系；其次对中原地区泛滥平原及其环境背景进行介绍，对龙山时代泛滥平原的环境承载力、泛滥平原气候与环境演变的大阶段进行讨论；接下来以郝家台聚落、平粮台聚落为例，总结龙山文化聚落的布局特征，结合动植物材料和同位素实验，讨论龙山时代聚落的生业经济；最后对气候变化的高精度曲线与龙山文化聚落大发展和新砦期的变化之间的对应性、贾湖到龙山文化之间的生业经济的变化以及泛滥平原的生态系统与人口承载力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惠夕平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北方地区龙山时代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以两城镇和尧王城为例》。他首先比较了尧王城和两城镇两个聚落，认为尽管尧王城遗址本身的面积大，但紧靠两城镇外围的聚落的分层却发展的更充分，反映这两个中心可能实行不同的控制和组织策略。根据龙山时代政体的规模、不同政体的区域占据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分布，以及等级规模分析，将鲁东南沿海区域的聚落划分为以丹土—两城镇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尧王城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两个群。然后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分别介绍丹土—两城镇为中心的北部和尧王城为中心的南部中心聚落变迁过程。最后运用泰森多边形分析和等级规模分析方法，得出在大汶口-龙山文化阶段，以丹土—两城镇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一体化程度比以尧王城为中心的南部高。综合以上分析，认为两城镇区域与尧王城区域聚落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开始表现出来，但并不突出，仅在等级规模分析中看到二者的差异；龙山文化早期开始，二者在城市化进程、社会组织网络方面均表现出明显不同。而两城镇与尧王城区域的差异，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社会不仅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在同一区域内部不同政体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尧王城的特点与启示》。他首先介绍中国史前的多聚落遗址，认为在距今7500年前后出现聚落间的主从关系和集中统一领导，距今5000年左右聚落群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单位，出现了核心聚落群，而史前所有的城址都是血缘聚落组织的城址；其次按年代顺序梳理中国史前城址的特点和演变过程，认为尧王城是一个聚落群（即部落）居住的城址；接下来从类型学角度介绍了中国史前拥有内外层结构的城址，指出尧王城是中国史前最早拥有“内城”的代表；再次根据聚落等级结构分析，认为尧王城是一个以聚落群为组织单位的聚落群团核心城址；最后结合周边遗址情况及相关文献，判断尧王城、焦家古城并非该时期各自的区域中心。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山东成武满白寺遗址2015年考古调查初步收获》。她首先介绍了鲁西地区（包括菏泽、济宁、聊城、德州四市）堌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情况；其次介绍了成武满白寺遗址的调查情况，包括遗址面积、地层、采集器物情况，并介绍山东大学今年发掘的青邱堌堆遗址中出土陶器的纹饰、质地及龙山文化土坯房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将满白寺遗址与青邱堌堆遗址进行比较；接下来分析对满白寺遗址的堆积过程，结合鲁西堌堆遗址的规模，推测该遗址的聚落规模与等级；最后结合其他遗址的材料，推测满白寺遗址的地貌演变过程，认为该遗址稳定的地貌条件至少持续到汉代前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波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龙山社会形态研究》：首先从家户制度视角分析龙山文化已有的墓葬和居址材料，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很可能大部分家户的形态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这种变化使社会属性上升，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复杂化，社会运行效率提高，财产私有化使财产所有权明确，促进贸易交换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上升；其次认为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生产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当时的贸易网络应存在基层集市-区域市场（中心市场）-跨区域贸易系统三个层次，在聚落层面上分别对应聚落圈-区域社会中心-区域社会的结构，而这种分层是基于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而言不同于纯粹财富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最后总结了龙山社会的政体形态：以城址为中心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社会实体，往往成排分布、线性排列，在地理-聚落-经济-政治层次上形成多层同构，并对城与乡、国与野、京畿与邦土二元分别下聚落形态的不同解读进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陶寺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他首先比较了陶寺文化早期与海岱地区陶器中的典型器物，玉璇玑、玉钺、绿松石饰品等玉器，彩绘纹饰及高等级墓葬出土器物中的羽冠形象，显示陶寺文化中存在较多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陶寺文化早期扬弃创新地吸收东方因素，中期以后锐减，且以彩绘陶器与玉器为主，并赋予其礼器内涵，推测陶寺社会上层偏爱“东方因素”；其次分析了陶寺文化的葬猪情况，认为该习俗绝非本地自身传统，可能来源于海岱地区；最后，对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路线进行推测，认为晋南陶寺文化与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不能直接发生互动关系，可能通过王湾三期文化这一中介进行交流和传播。

山西大学王小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兴县碧村遗址考古收获》。她首先介绍碧村遗址的概况及遗址核心区-小玉梁台地的情况；其次介绍碧村遗址历次调查、勘探及发掘的基本情况，碧村遗址是山西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最后从石砌围墙、石砌排房、半地穴式白灰面房址和代表性遗物四个方面介绍小玉梁台地的发掘收获，判断早段半地穴式白灰面房址为普通聚落，晚段石砌建筑兴起，小玉梁台地聚落功能发生重大转变，而五座石砌排房主次分明，体现出统一的规划布局，并认为小玉梁台地最先砌筑五座石砌排房，再对台地边缘用石块进行包砌，这种建造方式与石峁石城属于同一模式。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天鹤的发言题目是《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形态、资源空间和社会过程研究》。她首先介绍灵宝盆地的自然地理情况及史前聚落分布；其次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缘起、方法及工作基础，重点介绍史前各文化阶段该区域的文化演变与考古GIS分析，显示仰韶中期人口生产的增殖导致空间资源开发的转型和社会关系的新张力，而GIS分析暗示该区域社会的形成可能是以血缘关系而非以经济等手段为纽带；接下来通过对灵宝盆地仰韶文化时期近13处聚落采集的彩陶化学成分的分析，推测该时期每个聚落应有自给自足的制陶体系，并分析了仰韶文化时期该区域的肉食资源的分配情况；最后还原了灵宝盆地的区域社会过程，判断仰韶中期区域社会达到低度的复杂化水平，但墓葬等遗存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开始逐渐的变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易建平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文明”起源研究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定义“文明”》。他指出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在同行当中有一些基本共识，“文明起源”研究也不例外。我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这个基本共识问题上，进展不大。如何找出这把量度“起源”的“文明”尺子，避免自说自话，应该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紧迫的任务，中国学者应在熟悉外国材料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的材料，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建立通用的学术理论。易先生倾向于认为，“文明”的定义可以通过“国家”体现，“国家”是独立的组织，其中有一个政权能够使用强制性权力来支撑社会管理的行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禹州瓦店龙山时期WD2F1祭祀遗迹初探》。首先对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WD2F1建筑基址的形制进行概述，在聚落考古“共时性”的指引下，对与WD2F1建筑基址相关的遗迹进行分析，并对WD2F1建筑基址的性质做出推论，同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WD2F1是由夯土堆筑成“回”字形台，面积约676平方米，祭祀活动都在“回”字形建筑基址表面挖浅穴或在浅沟内或其附近进行。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现象主要为出土人骨、动物骨骼、谷物和烧土坑几类，这些遗迹现象在分布上也有一定规律可寻。根据WD2F1的建筑形制推测其祭祀性质应为“墠”，祭祀的对象可能是先公先王和神灵。龙山时期瓦店人的祭祀活动一般在秋季举行，部分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可以参与宴飨，参与宴飨的人数并不固定，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可能代表着祭祀规模的不断扩大。祭祀供品主要为人牲、动物牺牲和谷物等，其中人牲可能是外来的异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与社会形态分析》，从石家河遗址聚落形态的演变、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长江中游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四级聚落等级体系和石家河遗址所处的社会形态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发端于油子岭文化时期，经历了龙嘴城——谭家岭城——石家河城的聚落演变与扩张过程。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可以用三个圈层来概括：核心圈层，即石家河城址及沿环濠内外集中分布的聚落群，城址聚落布局经过了科学规划，高等级居住区和大型礼制性建筑一般位于城址内最核心的位置，墓葬区的设置有专门区域，手工业出现明显的分区布局和分工，并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沿环壕外围分布的台地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地位，如祭祀场所或防御设施等；控制圈层，即周边的附属聚落，其作用可能为核心聚落提供粮食、工具和劳动力；影响圈层，即中心聚落势力影响范围。对比长江中游已发现的史前城址，石家河城应处于四级聚落等级体系的顶端，石家河特大型城址的形成和发展，打破了之前聚落均衡分布的格局，使人口、物资、资源、技术加速向中心聚落流动，应属于“早期国家”的阶段。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格局再识》，主要从文化发展脉络、聚落分布、人群结构、葬俗等方面对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格局进行解读。从大汶口早期开始，大汶口文化已进入辽东半岛，形成了土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并存局面，但大汶口文化在辽东半岛分布范围有限。进入龙山时期，龙山文化对辽东半岛影响达到了顶峰，聚落遗址中普遍存在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但墓葬形式上看辽东半岛仍然保留有积石冢这一土著文化特征。总体而言，辽东半岛新石器时期文化格局是因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进驻而发生重大改变。小珠山二期文化面貌呈现出两套不同的系统，仍以本地土著文化为主。小珠山三期，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龙山文化广泛进入和强烈影响，给辽东半岛社会格局带来了骤变，文明曙光出现。尽管两半岛文化面貌相似度很高，但也存在较大反差，辽东半岛土著文化因素始终顽强保留，并流传长久。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志清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近年发掘收获》。皈家堡遗址位于川西南的盐源县，经过近些年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收获。皈家堡遗址的年代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和大理国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的测年数据约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的遗迹现象包括有灰坑、房址、墓葬、灰沟等，其中房址分半地穴式和带基槽的柱洞式房址，墓葬的年代可能接近于青铜时代，较有特色的是捡骨葬和瓮棺葬，另有一类石刀堆积也十分特殊。出土的陶器有罐、壶、钵、杯等，常施有彩绘和刻划戳印纹饰，另出土有大量石刀、网坠等。植物遗存以粟、黍为主，另发现有少量水稻，动物骨骼中则发现有较多的鹿、麂子和鱼骨。盐源盆地境内以皈家堡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同滇西地区澜沧江中游地区联系紧密，这些新石器文化渊源既有来自于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也有来自大渡河以南西南地区土著文化因素，多元文化元素交汇于此，反映出滇西与川西南地区北上与南下的文化与人群交互发展格局，对于认识中国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自5000年以来的南来北往文化互动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品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从钱山漾文化和禹会村类型的关系看龙山前期环太湖地区和皖北淮河中游地区的文化互动》。丁品先生通过器物比较和文化因素分析，提出钱山漾文化和禹会村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钱山漾文化中存在较多禹会村类型文化因素，如陶器装饰风格、瓮、鼓腹罐、袋足甗、斜腹碗和器盖、陶圆盘形器和三棱形前锋石、骨镞；二是两者共有相同或相近文化因素，如豆、圈足盘和大口缸；三是禹会村类型中也存在少量的钱山漾文化因素，如水波纹装饰和袋足鬶。据此认为，环太湖地区的钱山漾文化与皖北淮河中游禹会村类型龙山文化的互动从龙山前期便已开始，在两者的文化互动中，禹会村类型对钱山漾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钱山漾文化也有少量的反馈。这种远距离、跨地区的接近单向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应该与人群的迁徙与流动有关。禹会村类型龙山文化在环太湖地区古文化递嬗或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环太湖地区古文化发展模式自此发生了转变，开始加快了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步伐与进程。纵观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环太湖地区与北方地区古文化主要互动区域总体呈现一个由东向西、逐渐西移的现象，这个现象也正与北方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夏商时期中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位逐渐形成的过程相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址的考察》。张东先生分别介绍了淮河上游、淮河下游和淮河中游史前城址的发现情况，并对不同区域史前城址出现的时代背景、地理背景和聚落结构等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他总结到：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早期城市化过程，城市是区域聚落的核心，但并不以城墙为标尺。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化是在区域人口增长、集约农业发展背景下产生的，人口集中、兴建城垣（环壕）和仪式建筑是其共同特征。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化发生在龙山时代，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淮河中下游城市化过程发生的时间早，淮河上游地区这一过程发生的时间稍晚，但更加成熟。淮河上游龙山晚期的城市化为早期地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淮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晚期则开启了另一种社会组织模式。

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乙海琳的发言题目是《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生业经济和祭祀习俗考察——金寨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她介绍了金寨遗址近几年的发掘情况及动物骨骼出土状况，并以此对以金寨遗址的生业经济和祭祀活动进行分析。金寨遗址位于淮河中游区域的宿县，遗址主体年代集中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经过近两年的田野工作发现有大型环濠、墓葬、居址等重要遗迹现象。金寨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种属较为单一，均为哺乳动物，其中猪骨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另外包含有牛、羊、小型鹿、梅花鹿、大型鹿、兔和狗等。经鉴定，猪骨多为饲养家猪，且绝大多数为未成年猪，因此推测当时已经有饲养家猪的行为，且饲养程度较高。结合植物考古方面的证据，初步判断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是以粟黍种植和家猪饲养相结合生业经济模式。东边墓葬区分布有几处焚烧动物骨骼的祭祀坑，坑内出土骨骼均呈现烧灰甚至烧白的情况，显示出金寨先民有一定的祭祀行为。金寨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淮河流域史前生业经济与祭祀习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会议闭幕式上，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做大会总结和主题发言。

栾先生首先对大会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又对30余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表示赞赏。随后，栾老师就两个方面展开了重点论述，首先是大汶口-龙山文化考古学研究过程中存在5个重要的节点，分别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1928-1931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作为中国学者确立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从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断。二是，1959年大汶口墓地的发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西夏侯墓地的发掘确定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终结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对立的假说。三是，1974年大汶口报告的出版，在当时特殊的时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前奏或先声。四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前半期，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全国性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构建，山东走在了前面，建立了目前最完备最经得起考验的编年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对周边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五是，1995年以来，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鲁东南地区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充分运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和多学科研究的理念，将年代学研究已经完成的考古学研究转移到社会研究上来，实际上开了先河。从二里岗上层开始，以中原为中心的格局开始出现，中国的概念慢慢产生出来，但仍然是国家形成的过渡时期，真正的形成应是在秦汉一统时期。

栾老师认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夷夏东西的时期应该是存在的。从岳石文化的分布就可以看出来，向南进入到长江流域，向北到达辽东半岛区域，在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墓葬中也有岳石文化的因素存在。在整个二里头时期，东北和南方的考古学文化是缺失的，仅存了二里头和岳石两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虽说遗址的数量在减少，二里头也是同样的情况。城子崖遗址中，岳石城是最发达也最重要的，也从侧面反映了岳石文化的重要性。栾老师又对大汶口-龙山时期的聚落结构进行了梳理。从大汶口中期到晚期便出现了都、邑、聚三级聚落结构，在个别地区可能还要早一些。都必须有城，邑则为环壕聚落，聚就是普通聚落，这在鲁东南调查中是有印证的。城址在早期发展经历了单城到双城的发展，龙山时期开始出现双城。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同时存在两道城圈（两城镇），二是外围城圈为壕沟（尧王城遗址），三是外侧有密切相关的居住址（桐林为代表）。但这时期并不是所有的城都是两个城圈。因此，黄河下游和海岱地区在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中是十分重要的地区之一。但由于缺乏吸引眼球的考古发现和宣传的缺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需要各位共同努力，为之做出贡献。

*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及记录资料整理

整理者：赵国靖、梅圆圆、赵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