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远研究员谈“良渚：大遗址考古的历程、方法与实践”

2017年2月8日下午，我所邀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以《良渚：大遗址考古的历程、方法与实践》为题做学术讲座。讲座由孙波副所长主持，所内全体业务人员参加。

首先，王宁远研究员向大家介绍了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的概况。良渚遗址位于太湖南部杭州西侧一个C形盆地的北部， 1936年由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发现。其后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汇观山等遗址的发掘，使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得以提出。2007年确认了良渚古城，古城以莫角山宫殿区和反山王陵区为中心，面积3平方公里，城墙略呈圆角方形，有内外马面状凸起，共8个水门，南部1个陆门，城墙有内外城河夹抱，内部水系略呈工字型沟通，并发现通向莫角山的数个码头。结合数字高程模型（DEM）和传统考古手段，于2010年确认古城之外还有8平方公里的外郭结构。通过多年连续工作，又于近年确认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已发现十一条水坝，从而证实了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

然后，王宁远研究员以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为重点，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良渚遗址考古工作思路。良渚遗址多年以来的考古工作反映出从单一遗址到遗址群与聚落的认识改变，而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正是在大遗址考古思路指导下，将整个C形区域内的良渚遗址纳入以古城为中心的整体考察，通过新方法手段主动寻找，并最终揭示的过程。良渚遗址北侧的塘山长堤是九十年代发现的，其上发现有良渚贵族墓葬和玉器作坊，但当时对其性质众说纷纭。2009年，古城西北部彭公村发现岗公岭水坝。岗公岭下部堆筑草裹淤泥，上部包裹黄土，堆筑工艺与反山、莫角山等一致， 其性质应为水坝，测年数据显示其距今超过5000年，引起极大重视。而后通过连续考古勘探，最终确认了这一谷口高坝系统。高坝的发现促使考古人员将它和塘山联系起来，但是空间上两者并不接续，故而引发了更大范围内的寻找工作。通过“卫片寻找线索，考古勘探验证”的工作方法， 2013年在高坝南侧4.5公里处找出了鲤鱼山等3条水坝，2014年找到了梧桐弄坝体，确认了整个低坝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低坝系统通过栲栳山、南山等自然山体和塘山长堤相连，构成一个闭合的系统，至此揭示出整个水利系统的整体结构。水利整体系统结构揭示后，判断其年代就成为中心任务。因为水坝皆由生土堆筑，几乎没有陶片等包含物，为判断其年代，进行了年代学、地层学、堆筑结构工艺三个方面的研究。在年代学研究方面，对6条坝体的14个样本进行C14测定，树轮校正值都落在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在地层学研究方面， 2015年联合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对3条坝体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在老虎岭获得确凿的地层依据，坝体被良渚晚期灰沟G3打破 ，沟内出土了良渚晚期遗物，确认了坝体下限年代不晚于良渚晚期，发掘也证实了坝体结构和草裹泥堆筑工艺。通过计算表明，构筑整个水利系统的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影响的流域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推测其功能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灌溉等诸方面的用途。

继而，王宁远研究员介绍了良渚遗址考古工作开展中多学科合作的经验。例如：建立整个区域统一的考古测量控制网，以区、块、方三级统一编制区域内的探方，以GIS系统开展记录；自行改进了DEM制作方法，使其更方便于考古学观察；广泛采用无人机航拍和近景测量技术，对发掘区进行了三维重建，生成了高精度线划图；采用地球物理手段，对多个坝体进行无损探查和验证；结合岩石学、地质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的多学科合作，对良渚古城墙铺底石的岩性、石料来源、运输过程和工程量进行了综合性研究；通过实验对草裹泥堆筑工艺进行复原。除此之外，还从稻作农业、动物遗存和玉石器加工业等方面入手对良渚古城的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并联合各科研机构对遗址古环境开展相关的合作研究。

最后，王宁远研究员总结了良渚古城考古的几点经验。首先，坚持大遗址考古的理念，完成了从遗址点-遗址群-良渚古城考古的观念转化。其次，在扎实的考古工作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态度，实现了多学科的手段的真正融合。此外，良渚管委会的设置，也为良渚考古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讲座结束后，所内业务人员同王宁远先生就良渚古城的建筑方式、年代和用途、良渚人群的来源和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

（整理者：梅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