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谈“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系列讲座（三）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举办期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副教授受邀来我单位做学术报告。2017年1月10日晚，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张海先生向山东省所内业务人员以《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为题开展讲座，讲座由孙波副所长主持，所内全体业务人员参加。

张海先生指出，谈到早期中国，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用考古学材料来阐释，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从而形成早期国家文明形态的过程，二是怎样理解“早期中国”这个概念。

首先，张海先生带领大家回顾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中国古代传统史观中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多是通过帝王世系和神话传说来表达的。独立于传统史学之外，开始寻找新方法和新材料来探究中国古史的初端可追溯到顾颉刚、傅斯年引导的新史学运动。中国早期考古学诞生后，安特生、梁思永和李济等人对仰韶、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基本是围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而开展工作的，但当时考古学方法和材料均不够成熟。自1985年以来，随着考古学材料的丰富和方法的进步，考古学家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有很多新认识，例如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的文明起源方式，张光直先生提出东亚交互文化圈，而严文明等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或多元一体的观点，更加强调中心区域的重要作用。近几年国家文明探源工程开展，大量田野考古成果的发现，以及动植物、同位素、环境等多学科度多手段的应用，为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和方法。

继而他向大家介绍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背景。史前中国的传统经济区大致可分为北方粟作农业区和南方稻作农业区，不同的经济形态对区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产生也是基于不同的农业经济形态产生的。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年代课题提供的新数据，给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考古学文化年代带来认识上的变化。龙山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过渡的核心阶段，新的测年数据显示龙山时代大约处于公元前2500-1800年，但在不同区域龙山时代开始的时间和方式是不同的。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不同地域的龙山时代反映的文化内涵不同，因此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解读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过程。解决以上问题的一种方案就是，依据各地环境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划分出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小区内来讨论不同的文化变化和阶段性划分。区域性文化发展有很强的延续性，一直到青铜时代也基本延续了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结构。

谈到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就是利用考古学材料来阐释，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常见的考古学材料可分陶器、玉器和铜器三种，陶器多是就地取材本地生产制作而成，玉器原料较稀缺，很多情况下是从远方获得，而铜器介于两者之间，铜料通常由外地运输而至，但铸造过程则在本地完成。因此，用料不同的器物所体现出的文化区域交流的内容是有区别的。

陶器是本土化制造的产物，陶器的传播交流多是通过装饰纹样和器物形态来体现的。庙底沟彩陶纹样的传播和鬶、盉类三足器的传播过程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陶器的传播交流是相互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还达不到形成一个地理中心的程度。而龙山时代以来空三足器的出现与北方地区关系密切，传播过程更多是受到来自北方区域的影响，这体现出欧亚草原因素在青铜时代早期产生过重要影响。

玉器制作对原料要求较高，而玉料资源较稀缺，因此玉器反映出的区域互动较为复杂。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有两个用玉中心，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凌家滩文化至良渚文化。二者的玉料多获取自本地，红山玉器与凌家滩玉器的用玉传统有很大相似性，以自然崇拜为核心。至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的主题纹样统一规制为神人兽面纹，仅流通于上层社会，这反映出良渚文化社会复杂化的独特模式。到龙山时代出现了三个新的用玉中心，即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海岱地区，三者各有其独立的制玉和用玉传统，例如长江中游玉器尺寸偏小但制作技术高超，北方地区的玉器尺寸较大，多呈片状，装饰简单，这三种玉器风格的影响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而中原地区向来没有用玉传统，直到龙山时代晚期才出现数量较多、质料较好的玉器，这些玉器多是通过广域文化交流从周边区域获得，这可能与某种资源的大范围贸易交换有关。

由于中原地区缺少表达贵族身份的象征，因此当青铜铸造技术从西方传入后，中原地区依托矿石开采、陶窑与高温控制等技术积累，迅速过渡到青铜时代，将青铜器作为礼器载体。这种新的资源利用方式体现出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的独特模式，就是利用有利的中心位置控制周边区域的资源，将地理优势转变为资源优势，从地理中心逐步走向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这样的现象从龙山时代便开始逐渐出现，到二里头时期明确从资源性的复杂社会变成地域性的复杂社会，一直到青铜时代往后，区域的重要性愈发明显，更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作用。至于能否将二里头称作早期中国，还应慎重对待，即便当其符合中和国两个概念，也是从二里头二期之后开始出现，年代节点大约在BC1750年。

讲座结束后，孙波副所长点评到，张海先生的讲座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完整的解读，信息量大、观点新颖、视角广阔、逻辑性强，尤其对研究历程的梳理和相关概念的反思，使大家获益匪浅。之后所内业务人员同张海先生就龙山时代在各地的发生年代和文化内涵、中原社会权威性的来源和社会变革的动因、宗教信仰对社会复杂化的作用、牙璋出现的年代、石家河玉器的性质等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