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涛副研究员谈“陶寺遗址近年新发现与中国初期国家的形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系列讲座（二）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举办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受邀来我单位做学术报告。2017年1月11日下午，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高江涛先生向山东省所内业务人员以《陶寺遗址近年新发现与中国初期国家的形成》为题开展讲座，讲座由孙波副所长主持，所内全体业务人员参加。

高江涛先生长年在陶寺遗址从事一线的考古勘探、发掘及研究工作，对于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非常熟悉并有深入研究，他先对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区域环境、发掘历史、城址布局和聚落结构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塔儿山西麓，文化遗存丰富且特征明显，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已对陶寺遗址的城址布局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

近几年对陶寺遗址进行了更细致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新成果。一是在手工业作坊区进行勘探，结果表明此处应为陶器、石器和骨器制作的集中区域，另发现了面积较大的夯土基址，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处回字形的廊庑式建筑，面积近1400㎡，版筑痕迹明显，出土了一些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物。二是在与观象台相对应的北部城外，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台基，呈圆角方形，周围有淤土分布。三是在宫殿区外围勘探时发现一周夯土城墙，由此证明陶寺城址内有宫城存在，面积约12.9万平方米，并于宫城西北部发现一道水渠通向城外。对宫城城墙多处进行解剖，发现夯土基槽，基槽内部有墓葬、窑址、房址等遗迹现象存在，因此可将基槽分成两期或三期。城墙东南处发现有缺口，疑似为宫城东南门，城门端头呈L形，形成类似“阙”的结构。四是围绕陶寺遗址对周边进行区域系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聚落群的分布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区，两区内聚落等级分化现象明显。

继而，高江涛先生从四个方面总结了陶寺文化的社会特征。一是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从围绕陶寺遗址布局的聚落群看，等级分化和差别非常明显，陶寺城址内部有了严格的功能区划，居住区、墓葬区、宗教祭祀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分开，甚至居住区也分为贵族居住区和平民居住区，而墓葬的等级分化更加明显，墓葬规格差别要求严格。二是王权出现并成为国家统治的核心。陶寺城址出现大型夯土建筑和宫殿建筑，城址统一规划分区布局，很可能表明这是王者所居之都，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种类丰富并随葬有特殊礼器器类，这也应是王级墓葬的规格。三是礼制初步形成。陶寺大墓中出现的一些珍贵器物，种类繁多且有一定组合，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部分彩陶器、玉器和小型铜器具有礼器的性质，成为墓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陶寺城址内出现了礼仪性建筑，如观象台集观象授时和宗教祭祀于一体。并且，陶寺遗址反映的等级次序推广到了整个文化分布的地域，例如临汾下靳墓地也出现等级分化迹象，但其规制未能超越陶寺墓地。四是陶寺的社会形态是初级国家，等级秩序和王权成为社会统治的基础和核心，都城作为聚落中心的地位明显，但陶寺社会体制较脆弱易衰落，且控制范围较小。

最后，高江涛先生提出观点认为陶寺遗址是最初的中国，一是因为陶寺遗址在政治形态上已进入国家阶段，二是因为陶寺遗址正是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地中”位置。

讲座结束后，所内业务人员同高江涛先生就陶寺墓地的性质、宫城城墙夯土基槽的建筑过程、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的异同比较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孙波副所长总结到，陶寺遗址的田野新发现与山东地区许多考古现象可互相参证，我们要向高江涛先生学习，能够从田野现象中提炼出文化现象的总结和概念，将田野考古成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