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兴涛研究员谈“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中原地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系列讲座（四）

2018年1月27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研究员在我院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中原地区——以豫西晋西南为中心探讨中原地区的早期社会复杂化》为题开展学术讲座。讲座由孙波副院长主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交流会”的所有与会人员参加。

本次讲座以豫西晋西南地区为考察重点，对中原史前文化的发展及中原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基本特征进行探讨，以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中原地区。

首先，魏兴涛先生简要回顾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早期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学者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研究和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的发现，学界才明确提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可见，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出伊始便与中原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密不可分。

其次，魏兴涛先生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其发展大势进行了细致解读。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已基本建立，早期以李家沟文化为代表，中期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晚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末期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早期之间和新石器时代末、晚期之间联系明显减少，而新石器时代晚、中期之间联系较多。就豫西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谱系而言，豫西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存应属于该文化的一支类型，与仰韶初期文化之间非直接的承继关系。该地区仰韶文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枣园类型、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类型。东庄类型向上与枣园类型一脉相承，向下发展为庙底沟类型。西王类型虽然承自庙底沟类型，但随着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的相继输入，促使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展进程和方向，使长达约两千多年的仰韶文化结束并向新的文化嬗变。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在豫西晋西南地区一些遗址表现的更明显，而龙山时代这一地区始终缺乏具有独特的指征性器类，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化和类型。

此外，魏兴涛先生着重分析了豫西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迁。从单个聚落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布局不严格，聚落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初期和早期聚落得到显著发展，聚落内部呈凝聚式和向心式布局，社会开始分层；仰韶文化中期聚落发展达到顶峰，聚落内部功能区布局严整，单个聚落布局和聚落内遗迹间出现明显差异，社会分层显现。从区域聚落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初步发展，中心聚落不明显，聚落呈断裂型的发展态势；仰韶文化初期和早期区域聚落蓬勃发展，聚落群增多，有些中心聚落已较明确，聚落呈稳定上升型的发展态势；仰韶文化中期区域聚落发展达到鼎盛，豫西晋西南地区各区域都出现了“金字塔”型多层次的聚落结构；仰韶文化晚期区域聚落发展迟滞，聚落数量等各种指标锐减，呈稳定下降型的发展态势；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时代区域聚落发展不甚平衡，整体呈回升向好之势，人口有向大型或特大型聚落集中的趋势，社会和聚落发展再达高潮。

在此基础上，魏兴涛先生对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出现的历史阶段、发展模式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豫西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主要出现在仰韶文化中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龙山时代两个阶段。从发展模式来看，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复杂化是文化长期发展和社会渐趋进步的结果，因此，中原地区最初社会复杂化呈现的是渐进型和自发型发展模式；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和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具有明显的外来和嵌入式特征，是一种非常态的进化模式，具有突发式性质。从社会复杂化的特点来看，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有明显分层，但贫富分化不甚严重、差异主要体现在聚落也即社群之间、盛行世俗观念和务实思想，具有包容性和开放心态；而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层极为明显，阶层间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宗教迷信思想盛行。

最后，魏兴涛先生指出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格调的趋向性基础，中国古代文明主体上就是来源于中原早期文明。在继承当地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吸收周围地区的先进因素，中原早期文明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三代文明。这便是以二里头文明为标志的早期中国文明的中原基础，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中原地区的根本情形。

讲座结束后，魏兴涛先生和我院业务人员就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中是否存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分享了舞阳张王庄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孙波副院长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并感谢魏兴涛先生所做的精彩讲座。

(整理者：张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