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伟教授在我院作“不忘初心—考古学与古史重建”学术讲座

2018年1月2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在我院作“不忘初心—考古学与古史重建”学术讲座。孙波副院长主持了本次讲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交流会”的所有与会人员参加了讲座。

孙庆伟教授以“疑古与信古”为线索和角度，追溯中国考古学自诞生至今，为中国考古学科的诞生、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的诸多先贤，以及他们为推动该学科进一步前进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与贡献。同时，孙庆伟教授阐明了诸位先贤在重建史前史方面所历经的研究方式与研究方法的转变。

审视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孙庆伟教授并不认为考古学源于传统金石学，而应源自历史学的史学革命，因此，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应定性为历史学。梁启超先生把当时的史学家分为近世史家与前者史家，呼吁史学革命，鼓励去撰写民族的、民众的中国通史。正是前述学术背景与时代风气的巨大影响之下，顾颉刚先生掀起“古史辩”运动，蕴含了深远的学术意义。与此同时，“古史辩”运动促使史学界迫切需要地下史料补充、完善历史，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学的兴起。

在考古学创建过程中，傅斯年先生、李济先生做出巨大贡献。傅斯年先生在大学时代便已对史学研究运用科学主义和科学方法产生前瞻性洞见，故而在1927年，蔡元培等人筹建中央研究院时，一手创办了史语所。傅斯年先生为中国考古学构建了坚实的学科框架，并确立寻找新材料、用新方法整理材料的学术宗旨。李济先生将科学手段引入田野考古学，明确了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即以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整理人类历史材料，以供史学家采用。另外，李济先生还特别强调陶片在复原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并将上古史工作的重心置于民族发展与文化演进方面。

在考古学发展和理论完善方面，徐旭生先生与苏秉琦先生做出重大贡献。徐旭生先生主张历史研究要多开展野外考古实践活动，选定、组织了斗鸡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并组建西北考察团。在古史研究领域，徐旭生先生为巩固国人对古史的信心、寻找正确的古史研究方法，著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苏秉琦先生为考古学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主要为完善类型学、提出区系类型理论、重建中国史前史。类型学作为考古材料的有效整理方法，可以实现考古材料向史料的转换。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并基于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他认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并非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简单对应，而实应阐释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过程。其《中国远古时代》一书，填补了世界文化史上关于中国部分的空白。孙庆伟教授将考古材料喻为一把五铢钱，认为考古研究需要的不是更多五铢钱，乃是找到串联五铢钱的绳子。而在当时，苏秉琦先生找到了串联考古材料与史料的“绳子”。

孙庆伟教授认为，学科的产生、发展均有强烈现实意义，并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任何学科的发展历史都不可假设。考古学诞生之初的“重建古史”与历史学一脉相连，发展至今日，已可能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过于分裂。考古学方法论中，除地层学、类型学外，亟待新方法论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缝隙弥合。针对此问题，孙庆伟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路径，即“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

最后，孙庆伟教授特意强调了诸位考古先贤严谨的治学态度、宏伟的治学目标，并鼓励年轻考古工作者以之为榜样。

讲演结束，在场听众对孙庆伟教授报以热烈掌声致谢。在学术互动环节，针对“考古学证经补史的史”、“考古材料与史料的链接”、“政治事件如何体现于考古材料”等问题，孙庆伟教授与大家进行了深入探讨。活动最后，孙波副院长对此次讲座予以总结，并鼓励年轻考古工作者多进行思想与学术方面的交流。

（整理：孙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