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龙国研究员谈“古代城门形制与匠人营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系列讲座（二）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举办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受邀来我单位做学术报告。1月27日上午，徐龙国先生以《古代城门形制与匠人营国》为题开展讲座，讲座由孙波副院长主持，全体业务人员参加。

徐龙国先生讲座以《匠人营国》所描绘的古代都城建制为切入点，以“一门三道”城门形制为突破口，通过梳理历代都城城门形制，以期解决《匠人营国》的写成年代问题。

城门门道形制梳理以时间为主轴，涵盖了史前及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都城城门。通过梳理，徐龙国先生认为，一门三道最早出现于二里头遗址一号院落及偃师商城三号、五号院落南门上。至春秋战国时期，现在已经发扬的楚国纪南城的陆门和水门遗址均为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而其他列国都城并未见这种形制的城门，因而推测，此时并未形成一定的制度。该形制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南方楚国，很可能与南方水上交通发达有关，是出于水路交通避免拥堵的现实考量。西汉长安城郭城城门全部为一门三道的形制，以此为分界点，此前以一门一道为主，此后则以一门三道为主。可以说，从西汉开始，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成为都城城门定制。一门三道的中门道为皇帝专用，两侧门道供行人右入右出。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证明中门道为皇帝专用，没有皇帝特许，其他人不准在中门道及城内驰道行走。这种形制是体现皇权至上的表征之一，也为以后都城“建中立极”的宫殿安排提供了前提条件。隋唐以后，一门三道继续发展出一门五道的形制，并且作为皇权象征的宫城城门，在体量及规格上都远超郭城城门。

通过对汉长安城及其形制的研究分析，徐龙国先生认为，《匠人营国》所描绘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种都城模式在西汉长安城首次得以实现。结合汉长安城的建筑过程，徐龙国先生认为，这种模式是在建筑汉长安城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且是根据汉长安城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安排的结果，其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左祖右社”，最终定型是在西汉末年。可以说，汉长安城的建设之初并无一个总体规划可依。因此，汉长安城以《匠人营国》为蓝本的说法缺乏说服力。 

考虑到西汉末年王莽“改托古制”以及刘向、刘歆父子主导的校书运动这一时代背景，结合一门三道城门形制的发展以及汉长安城的建设过程看，《匠人营国》很可能是受到西汉末年长安城形制的启发或影响，其最终的写定时间在西汉末年，也即在此时《考工记》被补入周礼之中。是长安城为《匠人营国》的最终写定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蓝本，而不是相反。

徐先生通过考古资料推断了《匠人营国》的成书年代问题，虽然作者认为自己是“以考古之线圈历史之点”，其实远非如此，解决这一问题时，作者既用到“考古之线”，也用到“考古之面”，更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实在是全方位立体解决方案。

讲座最后，徐龙国先生还就此提出了对于历史文献真伪辨别和利用的问题，比如古代文献从写作到定稿需要长期的过程，往往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后世学者对其注疏也在不自觉之中存在附会的成分，这就要求我们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时，需要考古人立足于考古资料，以考古来证史、辨史、纠史。

徐龙国先生的讲座精彩纷呈，逻辑环环相扣，讲演谦虚幽默，得到大家的热烈掌声。会后，与会学者就“汉长安城的形制”“王莽九庙”“文献辨伪”“《南齐书·文惠太子列传》盗墓一文的真伪”等相关问题与徐龙国先生进行了探讨。

（整理：赵益超）